昌宇
由南京艺术学院秦翼、张丹两位学者联合撰写的《光影山河：电影与抗战》（以下简称《光影山河》）一书，通过珍贵影像资料与历史档案，以史诗般的笔触，全面呈现了1931年至1945年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胸怀爱国之志的电影艺术家们以笔为剑、镜头为枪，记录烽火硝烟，彰显民族不屈精神与战斗意志。我们今天重温抗战影像记忆，就是回望那段悲壮的历史，也是对伟大抗战精神的传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图存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进步文化运动应运而生。电影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在党的电影小组的直接领导下，激发了一大批有志、有识、有才之士的创作热情，涌现出了《狂流》《小玩意》《丰年》《民族生存》《春蚕》《渔光曲》《神女》《大路》《十字街头》《三个摩登女性》等一系列精品佳作。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1935年，著名电影艺术家田汉、夏衍、许幸之编剧导演的电影《风云儿女》上映。影片以知识青年的成长与觉醒为主线，展现了时代背景下的家国情怀。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影片的上映，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迅速传遍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激励着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这首歌后来被确定为新中国国歌，在一个个历史关口，鼓舞中华儿女永远奋勇向前。
《光影山河》依托真实的抗战史，广泛调研中央与地方档案、中日两国文献、新闻报刊、口述资料、影片目录及影人回忆录，首次将抗战初期电影生产、大后方艰苦卓绝的抗战电影宣传、根据地的人民电影创作、香港和上海“孤岛”时期电影生产，以及上海沦陷时期电影与伪满时期电影文化入侵等全部纳入考察视野，构建起一幅全面立体的中国电影历史图谱。每个区域都呈现出独特的文化抗争形态。大后方重庆，抗战电影在轰炸间隙顽强生长，《八百壮士》拍摄时因缺乏升降设备，摄影师们只能用肩膀扛着机器完成俯拍镜头。延安窑洞里，简陋的16毫米摄影机记录下南泥湾开荒的珍贵画面，洗印药水要用草木灰过滤反复使用。上海租界内，新华公司拍摄《木兰从军》时，布景师偷偷将“还我河山”四字篆刻在道具铠甲内衬。这些细节构成了一部微观技术史，揭示艺术创作如何在物资匮乏中迸发惊人创造力。
尤为可贵的是书中对个体生命的凝视。中国现代电影的先驱费穆，在苏州外景地因唯一一台摄影机被军方征用，于是连夜手绘分镜稿替代实拍。在物资匮乏的战时，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发明了“土法同期录音”，用留声机蜡筒与胶片手动同步。抗战剧中的女明星黎莉莉，在拍摄《塞上风云》时坠马受伤，仍坚持完成马上镜头。这些故事让史料有了血肉温度，也让那个时代的抗战电影，满溢着丰厚的质感和倔强的文化基因。
《光影山河》对“电影作为武器”的阐释尤为深刻。书中比较了不同区域的宣传策略：大后方影片善用传统戏曲程式唤起文化认同，孤岛电影借助古装片外壳传递现实隐喻，而根据地纪录片则开创了“群众参与式”拍摄——农民在镜头前收割、纺线的真实画面，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抗战信心。这些不同形态的影像抗争，共同构成了抗战文化的复调叙事。书中，对电影音乐的分析也比较到位，详细解读了《黄河大合唱》的经典旋律从荧屏传唱到街头的过程，唱出了全民抗战的澎湃激情，有力地展示了国人的家国之爱。赏读全书，总会被那些温暖的细节所感动。1944年桂林大撤退时，一位放映员老周坚持用板车拉着放映机步行三百里，只因机器里装着未冲洗的战场胶片……这些影像早已超越电影本身，成为先辈留给我们的最有风骨的“战地家书”。
合上《光影山河》书页，耳畔似仍回荡着摄影机的转动声与抗战的号角交响。硝烟散尽八十载，胶卷上的影像或有划痕，但光影深处不屈的精神依然铮铮作响。当民族面临生死存亡，艺术便不再是风花雪月的低吟，而成为刺破黑暗的利剑、凝聚人心的火炬。岂能忘怀，那些在轰炸间隙抢拍的镜头，在流亡路上守护的胶片，在山沟窑洞里冲洗的拷贝——每一帧都记录着中华民族在血泪中挺立的尊严。
